老华

我第一次见到老华，是在二十年前的县城汽车站。他蹲在候车厅门口的石阶上，面前摆着两只藤条编的笼子，笼子里挤着十几只毛茸茸的鸡雏，嫩黄的嘴壳从缝隙里伸出来，唧唧地叫。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裤管挽到膝盖上头，露出一截黝黑的小腿，脚上是一双草鞋，趾头从破洞里探出来，沾着黄泥。有人经过，他便仰起脸，堆出一脸的笑，那笑里带着讨好的、近乎哀求的意味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买两只吧，便宜，五毛一只。”声音低低的，像怕惊扰了谁。 那时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县城教书，正是踌躇满志的年纪就是因为觉得县城太土，一心想着调走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心里生出一种混合着怜悯与鄙夷的情绪，匆匆走过去了。后来在菜市场、在街角、在邮局门口，我又见过他几次。他有时卖菜秧，有时卖泥鳅，有时卖自己扎的竹扫帚。他总是蹲着，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，仿佛要把自己藏进影子里去。 老华其实并不老。那时他不过四十出头，但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，脸上的皱纹也深得像刀刻的。他说话时总爱咳嗽，咳起来整个身子都在抖，像一片风中的枯叶。人们叫他“老华”，大约是因为他看起来实在不像个中年人。他的真名，我至今不知道。 真正和老华熟起来，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。我去邮局寄信，正碰见他从里面出来，手里攥着一张汇款单，脸上挂着少见的笑意。他看见我，竟主动打了招呼：“老师，寄信啊？”我点点头见表上落着雪珠，便说：“进来躲躲吧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跟了进来。 邮局里暖烘烘的，灯光昏黄。他站在墙角，把那张汇款单看了又看Pin，像在看什么宝贝。我问他寄给谁，他搓着手，低声说：“闺女。在省城念书呢。”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骄傲。 “你闺女？”我有些意外。 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话匣子忽然打开了，“她妈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拉扯大的。这孩子争气，考上了省里的大学，全村就她一个。”他顿了顿，又咳起来，咳完了，喘着气说，“我没什么本事，就靠卖点小东西供她。苦是苦点，可心里痛快。” 他说这话时，眼睛亮亮的，仿佛有一盏灯在里头点着。我忽然觉得，眼前这个佝偻的、衣衫褴褛的男人，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，沉甸甸的，像土地。 后来我渐渐知道了一些事。老华原是县农机厂的工人，厂子倒闭后就没了工作。妻子在女儿三岁时得了病，为了治病欠了一屁股债，人还是没留住。他一个人带着女儿，租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，靠打零工和摆小摊维生。他卖过血，捡过破烂，在建筑工地上扛过水泥，在深夜的街头给人擦过皮鞋。有一次为了多挣五块钱，他冒着大雨给人送货，摔进路边的沟里，断了两根肋骨，躺了半个月，没等好利索就又出来了。 “怎么不申请个低保呢？”我问。 他摇摇头：“能自己挣就自己挣。比我苦的人还有呢。” 女儿考上大学那年，他高兴得请了几个熟识的人喝酒，喝到一半就醉了，趴在桌上哭了。那是我唯一一次见他哭。他哭得很压抑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像一只受了伤的老兽，在黑暗里独自舔着伤口。 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，听说进了一家不错的公司。老华还是在县城里摆他的小摊，只是摊子上多了几样东西：女儿寄回来的营养品，包装上印着洋文；女儿买的新棉袄，他舍不得穿，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底；还有一张女儿的照片，立在藤条笼子旁边，照片里的姑娘笑得灿烂，像一朵刚开的向日葵。 有人劝他：“闺女都挣钱了，你还摆什么摊？享享福吧。”他便笑，笑得很满足：“闲不住。再说，闺女的钱是闺女的，我还能动，不能拖累她。” 去年冬天，我又路过那个汽车站。候车厅拆了，盖起了新的商场，玻璃幕墙亮闪闪的。门口的石阶还在，只是没有人蹲在那里卖鸡雏了。我打听了一下，有人说老华被女儿接走了，去了省城；也有人说他还在，只是在城东租了间门面，开了个小杂货铺。我找了很久，没找到。 我常常想起老华蹲在石阶上的样子。想起他那只藤条笼子，想起那些毛茸茸的鸡雏，想起他低声下气地说“买两只吧”。然后我想起他在邮局里看汇款单的神情，想起他说“心里痛快”时亮亮的眼睛。 老华这一辈子，像一棵长在石缝里的树，没有肥沃的土壤，没有充足的雨水，甚至没有多少阳光。但它还是长起来了，歪歪扭扭地，伤痕累累地，却结出了自己的果子。那果子也许不大，也许不甜，但那是他全部的力气，全部的心血，全部的生命。 我不知道老华现在在哪里 Viv，过得好不好。但我知道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无论在哪里，都会活下去，活得倔强，活得有尊严。因为他们心里揣着一团火，那火不熄，生命就不息。 此刻，窗外的梧桐叶正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打着旋儿，飘向未知的远方。我想起老华，想起那些在生活的泥淖里挣扎却从不放弃的人。他们平凡，平凡得没有名字；他们卑微，卑微得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；但他们真实地活着，像大地上的尘埃，像尘埃里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