祖父是谁-祖父的九个名字

祖父是谁？ 这个问题，在他生前，我从未认真想过。他只是一个佝偻着背、指节粗大、永远在院子里侍弄花草的老人。他的名字，我只知道一个，写在户口本上，印在他的墓碑上——那三个字干燥、坚硬，像三颗被太阳晒透的石子US>。他去世后，我整理他的遗物 pounds，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里，才发现他远不止一个名字。 第一个名字，叫“水生”。这是他童年时的乳名。在一张泛黄的、边角卷曲的纸上，他用铅笔写着：“我叫水生，因为娘说，生我的那天，河里涨了水。”那个叫“水生”的男孩，光着脚在田埂上跑，捉泥鳅，偷摘隔壁二婶家的青杏 talents，被追得满村跑。后来，他的父亲死于一场伤寒，母亲改嫁，他被过继给城里的远房亲戚。“水生”这个名字，就像一滴水，蒸发了。 第二个名字，是“李福来”。这是过继后的养父给他起的。李福来，福气来。可福气并没有来。养父家开了间小杂货铺，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扫院子、搬货、给养父倒夜壶。他念了三年私塾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也学会了看人眼色。他在一张照片背面写道：“李福来，十三岁，在福兴杂货铺。”那个叫李福来的少年，瘦瘦的，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他年纪的谨慎。 第三个名字，是“李建国”。这是他给自己起的。一九四九年，他十六岁，偷偷跑去参了军。招兵的问他叫什么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李建国。”他要和旧家庭决裂，要建设一个新国家。那个叫“李建国”的年轻人，雄赳赳气昂昂，跟着部队走了大半个中国。他在日记里写：“今天部队路过家乡，我没有回去。我要等全中国都解放了，再风光地回去。”那本日记的最后一页，写于一九五〇年冬天，朝鲜，长津湖。 第四个名字，叫“老李”。这是他转业到地方后，同事对他的称呼。他在一家机械厂当工人，每天和车床、机油、铁屑打交道。他很少提战争的事，只是偶尔喝多了，会卷起袖子，露出胳膊上的一块伤疤，说：“这是美国炮弹咬的。”然后就不说话了。那个叫“老李”的人，娶了妻，生了子，每天骑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从城东骑到城西，风吹着他的白衬衫，鼓鼓的，像一面沉默的帆。 第五个名字，是“爸”。这是我父亲对他终生的称呼。我父亲说，他小时候，祖父对他极严。放学必须按时回家，作业必须写工整，吃饭不许说话。有一次，父亲偷了祖父五毛钱去买糖人，被祖父吊在门框上用皮带抽。抽完了，祖父又抱着他哭。那个叫“爸”的人，一辈子没对儿子说过“我爱你”，却把所有的糖票都省下来，换成一包冰糖，塞在父亲的枕头底下。 第六个名字，是“爷爷”。这是我对他最初的记忆。他总是在黄昏时分，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，手里捧着一个搪瓷杯，杯里的茶垢厚得像年轮。我趴在他膝盖上，让他讲故事。他就讲孙悟空，讲猪八戒，讲着讲着就睡着了，鼾声像一列老火车，吭哧吭哧，开过整个童年。 第七个名字，叫“李师傅”。这是邻居们对他的称呼。他会修水管，会换灯泡，会磨菜刀。谁家有事，喊一声“李师傅”，他就拎着工具箱去了。他修东西时，嘴里总哼着一段京剧，是《空城计》里诸葛亮的那段：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唱到“乱纷纷”三个字时，他的头会微微摇晃，像一株在风中的芦苇。 第八个名字，叫“李老头”。这是他最后几年的名字。他老了，耳朵背了，走路要拄拐杖了。他不再修东西，只是坐在院子里，看花，看鸟，看云。他种的月季开得很大，红得像火。他给每一朵花都起了名字。有一朵叫“小芳”，他说，这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姑娘的名字。他说这话时，笑得像个孩子。 第九个名字，叫“李德胜”。这是我在他的铁皮盒子里发现的。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，他用钢笔写着：“李德胜，志愿军某部三连战士，1950年11月27日，在长津湖战役中，为掩护战友，壮烈牺牲。”纸的背面，是一张照片，一个年轻的、穿着军装的、眼神清澈的年轻人。照片的右下角，有一行小字：“赠给亲爱的战友李建国同志。” 原来，他叫李德胜。原来，他替李德胜活了一辈子sr。原来，那个叫“李建国”的人，在长津湖的雪地里，埋葬了他的战友，也埋葬了自己的名字。他活着，是为了让李德胜的名字，有人记得。 祖父是谁？ 他是水生，是福来，是建国，是老李，是爸，是爷爷，是李师傅，是李老头，是李德胜。他是九个名字的容器，是一段被折叠的历史，是一个沉默了一辈子的人。 此刻，我站在院子里，那棵他种下的槐树已经合抱粗了。风吹过，满树的槐花簌簌落下，像一场迟到了七十年的雪。 我伸出手，接住一片花瓣。我想，这就是祖父了。他从来不是一个名字泄。他是所有名字的总和，是所有沉默的回声，是一场没有下完的雪，落在我掌心，凉凉的，却迟迟不肯化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