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8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走向终局，却以更深的创伤重塑世界，战壕硝烟未散，西班牙大流感又席卷全球，死亡人数远超战场，沙俄、德意志、奥匈、奥斯曼等旧帝国相继瓦解，革命与民族自决浪潮蔓延，旧秩序在炮火、瘟疫与起义中颤抖，新世界的轮廓在废墟上隐约浮现，那一年不是和平的简单回归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剧烈断裂。
1918年，世界像一张被炮火反复烘烤的羊皮纸，边缘卷曲,稍一用力就会碎成粉末。
那年秋天，西线的泥泞里仍有枪声，士兵们蹲在战壕中，分不清身上是雨水还是血水，而在他们身后，一场更安静的屠杀已经上路，大流感沿着铁路、港口和军营蔓延，咳嗽声从马赛传到孟买，从旧金山传到上海，它后来被叫“西班牙流感”，其实并不生于西班牙，只是那个中立国诚实地报道了疫情，于是替世界背上了名字，停战那天，教堂钟声、汽笛和欢呼混在一起，也有人倒在庆祝的人群中,像被抽走了最后一口气。
旧帝国在崩塌，哈布斯堡的双头鹰从维也纳的宫墙上坠落，奥斯曼的星月旗在阿拉伯的风沙里卷起，柏林的皇冠滚进十一月革命的泥浆，波兰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……新的国名被匆匆写上地图，边界线划得仓促，像用钝刀切割一块已经发酵过度的面团，民族自决的旗帜升起来，可旗帜下的人,未必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1918年是另一种躁动。《新青年》已经喊了几年，这一年的声音尤其尖利，五月，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，借一个“狂人”的目光，从写满“仁义道德”的字缝里看出“吃人”二字，那不是疯话，而是一把解剖刀，剖开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沉疴，十一月，李大钊写下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，他说：“人道的钟声响了！自由的曙光现了！”在北京胡同的茶馆里，穿灰布长衫的青年把报纸折了又折，揣进怀里,像揣着一块炭火。
中国也是战胜国，华工们在法国的泥地里挖战壕、扛炮弹，用命换来一个“战胜国”的名分，可这个名分很快就要在巴黎和会上变得轻如鸿毛，1918年的期待越热，1919年的怒火就越烈，那一年播下的种子，一部分开成了花,一部分长成了刺。
1918年更像一道裂谷，裂谷这边，是十九世纪的残影：皇帝、殖民、炮舰、宗族、旧礼教；裂谷那边，是二十世纪的未知：科学、革命、民族自决、大众觉醒，人类在流感中发烧，也在主义中发烧，有人相信枪炮能解决一切，有人相信文字和思想能再造文明，那场大流感最终带走的人，比四年世界大战还要多，但活下来的人，开始重新理解国家、身体和尊严。
回望1918，它没有给出任何答案，它只是让旧世界打了个寒颤，然后在余震中，把药方摊开在每个人面前：有的写满仇恨,有的写满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