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简子身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、晋国旧秩序出现裂缝的变局之中，他以铸刑鼎公开成文法，打破贵族对法律的垄断；又在铁之战誓师革新赏赐，激励士农工商，凝聚新兴力量，在卿族倾轧中，他整军盟誓、步步为营，架空公室，壮大赵氏根基，他既是旧秩序的拆解者，更是新局面的塑造者，为后来赵国的建立埋下关键伏笔。
春秋末年，晋国的朝堂上已听不见重耳时代的号令，六卿如六匹各怀野心的马，拖着一辆摇摇欲坠的车，赵简就是在这样的时刻登场，后世多称他赵简子，名鞅，但“简”字在他身上，似乎不只谥号，更像一种风格：删繁就简,直奔生存与扩张的本质。
赵简的“简”，首先体现在他对规则的重新定义，公元前513年，他与荀寅率晋国铸刑鼎，把刑法条文铸在鼎上，昭示国人，这在当时惊天动地，礼制的拥护者惊呼，贵贱之间的神秘被打破了，孔子批评：“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？”但赵简要的正是这种确定性：法不再藏于贵族府中，不再随好恶而变，一个处在倾轧中的家族，需要可以计算的秩序,而不是飘忽不定的旧礼。
更见其魄力的是铁之战，公元前493年，赵氏与范氏、中行氏决裂，齐国、郑国为敌方输送粮草，赵简在阵前立下誓约：“克敌者，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万，庶人工商遂，人臣隶圉免。”这句话像一把刀，割开了血缘和身份的旧绳索，奴隶可以因战功成为自由人，工商可以进身，士可以得田，赵简未必有大公无私的胸怀，但他看准了：在生死存亡的战场上，给底层一条向上攀爬的梯子，远比空谈宗法更能凝聚人心，他用利益和希望,把赵氏打造成一台更有效率的战争机器。
赵简并未只做短兵相接的赌徒，他派尹铎治理晋阳，尹铎问，要把晋阳建成提供赋税的“茧丝”，还是建成护佑赵氏的“保障”？赵简回答：“保障哉！”于是尹铎减轻百姓负担，营建城防，后来赵氏有难，晋阳成为最坚定的根据地，这几乎是乱世中最稀缺的政治远见：真正的力量不只来自军队数量，也来自一座城、一群人的认同，赵简在刀光剑影之外，留了一座可以退守、可以再起的城。
他还善于选择继承人，赵简曾把训诫写在竹简上交给儿子们，三年后考察，伯鲁早已遗忘，庶子无恤却能一字不差地背诵，并从袖中取出保存完好的竹简，赵简于是立无恤为后，无恤就是后来的赵襄子，最终与韩、魏联手灭掉智伯，为三家分晋写下关键一笔，这与其说是赵简偏爱某个儿子，不如说他在挑选一个能延续赵氏生存逻辑的人：记住教训，藏器于身,等待时机。
赵简并非无瑕，他逼死家臣董安于以缓和与其他卿族的矛盾，手段冷酷；他在六卿倾轧中亦有翻云覆雨，但历史从不以道德完美评价乱世中的建设者，赵简的价值在于，他在礼崩乐坏的裂缝里，没有空喊复古，也没有坐等天命，他用刑鼎、军功、城池和继承人,一点一点为未来的赵国打下地基。
当战国烽火燃起，赵国列于七雄，回望源头时，会发现那片土地上早已埋下伏笔，伏笔的作者，正是那个被称为“简”的人——赵简。